第 10 章
五、恩人“徐队长”
四清运动的浪潮汹涌袭来，村里悄然进驻了四清工作队。
这本是一场旨在清查“四不清”干部、纯洁干部队伍、整顿农村经济秩序的运动，可不知为何，局势陡然生变，矛头竟无端指向了我的父亲。
有人居心叵测地向四清工作队举报，恶意诬陷我家是漏划的地主兼资本家，还造谣说父亲是在麻城犯下了严重错误，才被押送回老家的，是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。
一时间，这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在村里肆意蔓延，如同阴霾一般，迅速笼罩了我们家，让我们深陷舆论的漩涡，饱受压力。
当时，四清工作队按照惯例，挨家轮流吃饭。
轮到我家时，却发生了异常，工作队竟莫名跳过我家，径直去了我家对门的“二苕爹”家里。
工作队唯独不在我家吃饭，这一突兀的举动，让母亲内心充满了不安。
她整日忧心忡忡，眉头紧锁，仿佛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。
父亲却神色镇定，安慰母亲道：“身正不怕影子斜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咱没做亏心事，不怕他们查。”
庆幸的是，进驻我们村的四清工作队队长，是邻县公安局的副局长，有着丰富的刑侦工作经验。
这位徐队长，成为了我们家的大恩人。
徐队长初到村里，并未急于妄下论断，而是不动声色地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。
一天，他在村口偶遇我父亲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，主动搭话道：“正清啊，你怎么总是寡言少语的呀？要积极参与运动嘛！”
父亲神情坦然，回应道：“我没啥可说的，不是有人举报我吗？你们去查便是。”
实际上，这位徐队长早就留意到了我家的艰难处境。
在我家北厢房前面，有一个偌大的“沤肥坑”，是对门“二苕爹”挖的。他时常将草皮、猪粪、垃圾一股脑倒进坑里沤制肥料，弄得周围臭气熏天，严重影响了我家的生活环境。
父亲为此与“二苕爹”多次发生争吵，可“二苕爹”不仅不听劝，还变本加厉，拿着绳子跑到我家，扬言要上吊自杀。
无奈之下，父亲只好找来石头，在门前垒起一道墙，试图阻挡臭气的侵袭。
徐队长在“二苕爹”家吃饭时，出于好心，委婉提醒他家把这沤肥坑填了，还耐心解释说，这臭气不仅对我家不利，巷子里的风一吹，也会灌进他们家，对他们家人的身体健康同样有害。
然而，“二苕爹”一家固执己见，根本不听。
如今，时过境迁，他们家的房屋早已倒塌，屋基被“细苕货爹”开辟成了菜园。“二苕爹”和他的大女儿及唯一的儿子，都因怪病相继离世，“二苕妈”也只能前往外地小女儿家居住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工作队果然派人前往麻城调查父亲的情况。
至于调查结果如何，看下文就知道了。
工作队进村不久，一天，徐队长找到我父亲，神色平静地说道：“正清啊，你准备准备，明天到公社报到，去参加一个学习班。”
父亲听闻，心中不禁涌起一丝不安，疑惑地望向徐队长。
徐队长见状，微笑着拍了拍父亲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别瞎琢磨，去了自然就知道了！带上生活用品，可能要学习半个月。”
第二天，父亲便依言前往公社学习。这消息在村里瞬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激起千层浪，村民们纷纷议论开来。
“知道吗？古正清进公社的学习班了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他莫不是真有啥问题？”
“这回正清可要倒大霉了！”
“谁叫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！有些人呐，真是缺德。”
看到村里有些人挤眉弄眼、交头接耳的模样，母亲愈发忐忑不安。父亲临走时，同样不清楚去学习的缘由，对于学习内容更是一无所知。
于是，母亲决定去找那位工作队长，一探究竟。
然而，这位队长大人却故意卖起了关子，只是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别担心！正清回来你就知晓了。”
其实，他是有意不说明实情，想借此观察村里各类人的反应。
半个月后，父亲从公社回来了。一进家门，母亲便迫不及待地迎上去，焦急问道：“到底咋回事？”
父亲满脸笑意，得意地说：“好事！我不用再挑大粪了，我要当老师啦。”
母亲满脸疑惑，追问道：“当老师？当啥老师？村里人都炸开了锅，说你要倒大霉，都进学习班了。”
父亲笑着解释道：“倒啥霉？我这个学习班可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。我上的是夜校老师学习班，严格来讲，是培训班。”
母亲嗔怪道：“这个老徐，卖这么大个关子，可把我担心坏了。”
母亲口中的老徐，后来与父亲成了莫逆之交，还曾想举荐父亲到某个做丝线的工厂工作，父亲因家中事务繁杂，实在抽不开身，只好婉言谢绝。
父亲从公社回来的那个夜晚，月色如水，轻柔地洒在宁静的村庄上。老徐专程来到我家，与父亲商议具体工作安排。
在这个村子里，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，能识字读书的人寥寥无几。
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现状，工作队决定开办扫盲夜校。老徐深知村里数父亲文化水平最高，便满怀诚意地邀请父亲担任夜校老师，还安排他负责村里的黑板报以及书写毛主席语录牌。
这些工作，对于多才多艺的父亲而言，可谓是得心应手。
四清工作队老徐请我父亲当这个夜校的老师，足见老徐眼光独到，选对了人！
四清运动期间，父亲夜里在扫盲夜校授课，白天则忙着制作语录牌，因而没有参与批斗村里的“四不清”干部。
村里那些曾处心积虑想整治父亲的人，这下可好，纷纷遭到整顿，不是被批斗，就是被撤职，还得退赔财物，一个个都老实了许多。
然而，在徐队长的有意安排下，父亲虽未参与批斗他们，可他们对父亲的嫉恨非但没有丝毫消减，反而愈发强烈。
那几家的孩子无法上学，而我们家上学的孩子成绩都十分优异，我家堂屋里的墙壁上，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奖状。
他们见状，又嫉又恨，有人心怀恶意，出了个坏主意，说我家读书人多，欠队里的缺粮款又无力偿还，理应让年纪大些的孩子回家放牛挣工分，还声称我二弟户口在黄陂，却在麻城读书，也该回来放牛。
有一天，大队书记、大队长带着小队干部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，催要缺粮钱，父亲实在拿不出这笔钱。
大队书记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家读书的孩子这么多，可以轮换着读嘛。”
很明显，大队长是听信了那几个人的谗言。
父亲一听，顿时怒发冲冠，大声质问道：“读书怎能轮换？”
大队长仍不罢休，又说：“你家二儿子在麻城，吃的是队里的粮食，就该回来放牛挣工分。”
听到这话，父亲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径直冲进厨房，抄起一把菜刀，大步走到堂屋里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将菜刀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大声怒吼道：“想不让我二儿子读书，你们就拿这把刀把我杀了吧！”
这突如其来的举动，吓得那群干部脸色惨白，立刻起身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多亏了徐队长的清正廉洁，我们家在四清运动中幸运地躲过了被整治的厄运。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四清运动刚刚结束，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便接踵而至。
嫉恨我家的那帮人如同恶狼一般，再次卷土重来，更加凶狠的报复接二连三，我们家最为艰难的日子就此拉开帷幕。
这艰难的日子，如同沉重的枷锁，一直紧紧束缚着我们，直到改革开放后，我将全家迁离了老家，才终于宣告结束。
